重庆重返GDP第五城，搅动了怎样的城市格局？
2018-02-01 行业：综合
文｜元淦恭（本文选自“元淦恭说”）
重庆市前天（1月24日）公布了2017年GDP数据，GDP总量19500.27亿，较上年同比增长9.3%，这和另一个直辖市天津的3.6%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因为此，重庆GDP反超天津将近1000亿，时隔15年重回全国城市GDP第五的位置，在她前面的是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
既是“一座城”，也是“一个省”
1997年重庆直辖。重庆直辖市由原四川省重庆市、涪陵市、万县市和黔江地区四个区域合并而成，其本质上是“川东省”，而非一个典型意义上的城市。在副省级以上城市中，重庆拥有最大的行政区域面积，最多的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最低的城镇化率和相对较低的人均产值和收入。
但，相较于一个典型意义上的省，重庆中心城区拥有900万人口，原四川省重庆市范围拥有1600万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如果把原四川省重庆市视为新的重庆直辖市的“省会”的话，这个“省会”在重庆经济社会总盘子中的比例远高于其他省份。所以，和别的城市比，重庆更像一个“省”，而和别的省相比，重庆又更像一个“市”。
理解了重庆这种在全国范围内独一无二的特殊属性，才能清楚地认知到一个事实，重庆市的经济数据和其他城市也好，省份也罢，都没有完全的可比性。
重庆经济快速增长的“秘密”
重庆经济近年来始终保持着高速增长，在全国主要城市中位居前列，更远远超过邻近的成都，其根源其实就在于重庆是一个“省”，成都是一个“市”，2016年重庆城镇化率62.6%，人均GDP是5.82万元，而成都城镇化率是70.6%，人均GDP是7.75万元，重庆作为一个“省”整体上还处在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型，而成都作为一个“市”，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后期阶段。
一般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速都会相对降低，北京、上海GDP增速长期缓于全国平均增速，原因也在于此。
重庆市经济具有特殊的二重性，一方面作为后发地区，重庆市有明显的后发优势，增长潜力较大；另一方面作为直辖市，又拥有较多的政策优势和中央扶持。
在这一波产业转型浪潮中，重庆走对了两着，一是充分巩固了汽车工业、军工工业的传统优势，从而充分利用了近十多年来中国汽车产业成长的红利，巩固了重工业中心的地位；另一点则是审时度势发展电子产品制造业，吸引东部沿海的电子产品制造转移，重庆原本的电子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但经过长期努力，从电子工业的绝对产值来看已和作为传统电子工业中心的成都不分轩轾，并以“西部笔电之都”而声名在外。
过去十多年快速增长的“重庆经验”，既是对东部地区早期发展路径的有效复制，又带有自身的特殊性。重庆的人力成本、土地成本都相对较低，具有当年东部地区承接海外制造业转移担当“世界工厂”时的客观条件。
重点发展工业经济，对于支撑当地就业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非常有效，且有利于巩固城市的财政基础；招商引资被视为重中之重，境外投资成为其重要的工业经济增长源。但“重庆经验”的特殊性在于，重庆市对投资的依赖程度较高，且民间经济活力不足。
相较于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城市经济发展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程度都比较高，并非重庆的孤例。仍以2016年数据来看，2017年南方主要副省级以上城市中，只有重庆的固定资产投资超过1万亿，成都超过8000亿，武汉超过7000亿，而广州、南京、杭州都在5000亿到6000亿之间，而深圳只有4078.16亿。
也就是说，成都、武汉和杭州、南京的GDP大体在一个数量级，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却比后者高出五成甚至六成，而重庆的情况则更夸张一些，重庆的GDP还不及广州或者深圳，但其固定资产投资接近广州、深圳之和的两倍。
“铁公基”等“大兴土木”自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就是决策层稳增长的重要工具，而重庆对投资的依赖程度之高，即与邻近的成都相比，都显得非常突出，2016年重庆GDP是成都的1.44倍，而固定资产投资却是2.07倍。
重庆对投资的依赖程度甚至超过邻近的四川省全省，重庆市以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59.6%，对应的GDP只有四川省的53.7%。可以说，没有长期、持续、大规模的资本投入，重庆就无力维持这种极高速度的增长，而在这种投入的背后重庆市的债务压力持续升高，也是不争的事实。
“后工业时代”城市竞争格局的变化
重庆和天津，这两座先后跻身经济总量“第五城”的直辖市，从某种程度上面临着相似的尴尬。重庆、天津和上海一样，都是因19世纪开埠才崛起，又都被共和国视为政治和工业的重镇。1949年之后，这三座城市都经历了从商业中心到计划经济堡垒的变化，然而上海远比重庆和天津幸运的是，她后来恢复了金融和商业中心的地位，而重庆和天津始终没有摆脱对工业和投资的高度依赖。
服务业的发达，需要资源的集聚。北京成为强势的“超级城市”，天津要恢复北方商业中心的地位，几乎已经不可能。而重庆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相似的问题，成都在西部地区的商业中心地位日益巩固，西南地区的高端资源明显流向成都，成为重庆服务业发展的重大制约。
成都的商业气氛历来较重庆更为浓厚，这也和成都的财富聚集水平有关。成都GDP总量虽然只有重庆的六成，但成都市境内的A股上市公司有70家，境外上市企业不少于14家，这一数据比武汉还要高；而相对的，重庆市的A股上市公司仅有50家，比成都少整整20家。上市公司家数只是一个侧面，它的背后正是一个城市整体的经济和商业生态，就这一项指标而言成都虽然较东部发达地区城市有较大差距，但对重庆的领先优势是明显的。
在金融领域，成都相较重庆的优势也很突出，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成都比重庆高出2个百分点。而衡量金融业发展基础的重要指标之一，本外币存款余额，成都甚至高于重庆，须知成都的常住人口只有重庆市的52%。
在科技创新领域，成都的存在感也明显强于重庆。“王者荣耀”这个史上最赚钱的手机游戏诞生在成都，更强化了成都“手游之都”的形象。无论是作为硬件和通讯解决方案提供商的华为，还是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巨头，在西部地区最大规模的布局都在成都，1月间阿里巴巴宣布将落子重庆两江新区，但这已经在其在和成都开展类似战略合作的4年之后。成都的高等教育资源总体优于重庆，尤其是在电子和计算机领域极具竞争力的电子科技大学，为成都培养和输送了大量的电子信息领域人才，使成都能够在数字经济浪潮中处于优势地位。
在对外交往方面，成都更是整个中西部地区的绝对中心。昔日，在西部地区设置领事馆的国家很少，成都只有一家美国领事馆，重庆有英国和日本两家领事馆，然而自德国、法国作为欧盟发动机双引擎没有采取美英式的分驻成渝设领而相继在成都设领之后，成都领事馆数量逐渐超过重庆，目前对重庆已有16:10的绝对数量优势，且在成都新设领的国家成色也更足，近年来在成都新设领的G20国家有德国、法国、韩国、印度、澳大利亚五个，而重庆直辖之后在重庆新设领的G20国家只有加拿大和意大利。
成都还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唯一一个获批建设双国际机场的城市，区域性航空枢纽地位更加巩固，财富论坛等高端活动也在成都落户，使成都得以频频“刷存在感”。
后工业化时代，城市竞争逐渐跳脱出“唯GDP论”。一个城市对高端人才、产业和资源的集聚能力，成为影响城市地位的关键因素。杭州GDP总量原来排在全国第八，2014年以后被成都、武汉超越而下滑到全国第十，但因为阿里巴巴的崛起和阿里巴巴带动的“新经济”生态，杭州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反而越来越高。而重庆和天津类似，主要依靠工业和投资驱动高速增长，内部商业活力不足，高端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GDP排位节节走高，然而整个城市在全国城市竞争中的“存在感”却在节节走低。如何解决这种背离，当是摆在重庆主政者面前的大问题。
GDP总量重回全国前五，这对重庆来说只是个起点。对重庆而言，强化在商业和金融上的竞争力，并且适应快速变化的科技创新趋势，并非易事。当下中国，工业企业仍是GDP重要的贡献者，尤其是重要的纳税大户，工业基础尤其是汽车产业发达的城市，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路径依赖，金融和科技等产业的发展也就难以尽如人意。君不见比重庆发达得多的广州，因为对汽车产业的长期依赖，也在诸多新经济领域被深圳抛离，而重庆的商业气氛和交通条件还远不如广州，重庆转型所要面临的挑战其实更大。
2017年在“挤水分”的背景下，天津只录得3.6%的经济增长。而如果重庆没有面向未来的新战略，这个全国第五的交椅，也许还有重新易位的可能。（本文选自公众号“元淦恭说”）
重庆市前天（1月24日）公布了2017年GDP数据，GDP总量19500.27亿，较上年同比增长9.3%，这和另一个直辖市天津的3.6%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因为此，重庆GDP反超天津将近1000亿，时隔15年重回全国城市GDP第五的位置，在她前面的是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
既是“一座城”，也是“一个省”
1997年重庆直辖。重庆直辖市由原四川省重庆市、涪陵市、万县市和黔江地区四个区域合并而成，其本质上是“川东省”，而非一个典型意义上的城市。在副省级以上城市中，重庆拥有最大的行政区域面积，最多的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最低的城镇化率和相对较低的人均产值和收入。
但，相较于一个典型意义上的省，重庆中心城区拥有900万人口，原四川省重庆市范围拥有1600万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如果把原四川省重庆市视为新的重庆直辖市的“省会”的话，这个“省会”在重庆经济社会总盘子中的比例远高于其他省份。所以，和别的城市比，重庆更像一个“省”，而和别的省相比，重庆又更像一个“市”。
理解了重庆这种在全国范围内独一无二的特殊属性，才能清楚地认知到一个事实，重庆市的经济数据和其他城市也好，省份也罢，都没有完全的可比性。
重庆经济快速增长的“秘密”
重庆经济近年来始终保持着高速增长，在全国主要城市中位居前列，更远远超过邻近的成都，其根源其实就在于重庆是一个“省”，成都是一个“市”，2016年重庆城镇化率62.6%，人均GDP是5.82万元，而成都城镇化率是70.6%，人均GDP是7.75万元，重庆作为一个“省”整体上还处在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型，而成都作为一个“市”，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后期阶段。
一般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速都会相对降低，北京、上海GDP增速长期缓于全国平均增速，原因也在于此。
重庆市经济具有特殊的二重性，一方面作为后发地区，重庆市有明显的后发优势，增长潜力较大；另一方面作为直辖市，又拥有较多的政策优势和中央扶持。
在这一波产业转型浪潮中，重庆走对了两着，一是充分巩固了汽车工业、军工工业的传统优势，从而充分利用了近十多年来中国汽车产业成长的红利，巩固了重工业中心的地位；另一点则是审时度势发展电子产品制造业，吸引东部沿海的电子产品制造转移，重庆原本的电子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但经过长期努力，从电子工业的绝对产值来看已和作为传统电子工业中心的成都不分轩轾，并以“西部笔电之都”而声名在外。
过去十多年快速增长的“重庆经验”，既是对东部地区早期发展路径的有效复制，又带有自身的特殊性。重庆的人力成本、土地成本都相对较低，具有当年东部地区承接海外制造业转移担当“世界工厂”时的客观条件。
重点发展工业经济，对于支撑当地就业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非常有效，且有利于巩固城市的财政基础；招商引资被视为重中之重，境外投资成为其重要的工业经济增长源。但“重庆经验”的特殊性在于，重庆市对投资的依赖程度较高，且民间经济活力不足。
相较于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城市经济发展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程度都比较高，并非重庆的孤例。仍以2016年数据来看，2017年南方主要副省级以上城市中，只有重庆的固定资产投资超过1万亿，成都超过8000亿，武汉超过7000亿，而广州、南京、杭州都在5000亿到6000亿之间，而深圳只有4078.16亿。
也就是说，成都、武汉和杭州、南京的GDP大体在一个数量级，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却比后者高出五成甚至六成，而重庆的情况则更夸张一些，重庆的GDP还不及广州或者深圳，但其固定资产投资接近广州、深圳之和的两倍。
“铁公基”等“大兴土木”自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就是决策层稳增长的重要工具，而重庆对投资的依赖程度之高，即与邻近的成都相比，都显得非常突出，2016年重庆GDP是成都的1.44倍，而固定资产投资却是2.07倍。
重庆对投资的依赖程度甚至超过邻近的四川省全省，重庆市以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59.6%，对应的GDP只有四川省的53.7%。可以说，没有长期、持续、大规模的资本投入，重庆就无力维持这种极高速度的增长，而在这种投入的背后重庆市的债务压力持续升高，也是不争的事实。
“后工业时代”城市竞争格局的变化
重庆和天津，这两座先后跻身经济总量“第五城”的直辖市，从某种程度上面临着相似的尴尬。重庆、天津和上海一样，都是因19世纪开埠才崛起，又都被共和国视为政治和工业的重镇。1949年之后，这三座城市都经历了从商业中心到计划经济堡垒的变化，然而上海远比重庆和天津幸运的是，她后来恢复了金融和商业中心的地位，而重庆和天津始终没有摆脱对工业和投资的高度依赖。
服务业的发达，需要资源的集聚。北京成为强势的“超级城市”，天津要恢复北方商业中心的地位，几乎已经不可能。而重庆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相似的问题，成都在西部地区的商业中心地位日益巩固，西南地区的高端资源明显流向成都，成为重庆服务业发展的重大制约。
成都的商业气氛历来较重庆更为浓厚，这也和成都的财富聚集水平有关。成都GDP总量虽然只有重庆的六成，但成都市境内的A股上市公司有70家，境外上市企业不少于14家，这一数据比武汉还要高；而相对的，重庆市的A股上市公司仅有50家，比成都少整整20家。上市公司家数只是一个侧面，它的背后正是一个城市整体的经济和商业生态，就这一项指标而言成都虽然较东部发达地区城市有较大差距，但对重庆的领先优势是明显的。
在金融领域，成都相较重庆的优势也很突出，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成都比重庆高出2个百分点。而衡量金融业发展基础的重要指标之一，本外币存款余额，成都甚至高于重庆，须知成都的常住人口只有重庆市的52%。
在科技创新领域，成都的存在感也明显强于重庆。“王者荣耀”这个史上最赚钱的手机游戏诞生在成都，更强化了成都“手游之都”的形象。无论是作为硬件和通讯解决方案提供商的华为，还是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巨头，在西部地区最大规模的布局都在成都，1月间阿里巴巴宣布将落子重庆两江新区，但这已经在其在和成都开展类似战略合作的4年之后。成都的高等教育资源总体优于重庆，尤其是在电子和计算机领域极具竞争力的电子科技大学，为成都培养和输送了大量的电子信息领域人才，使成都能够在数字经济浪潮中处于优势地位。
在对外交往方面，成都更是整个中西部地区的绝对中心。昔日，在西部地区设置领事馆的国家很少，成都只有一家美国领事馆，重庆有英国和日本两家领事馆，然而自德国、法国作为欧盟发动机双引擎没有采取美英式的分驻成渝设领而相继在成都设领之后，成都领事馆数量逐渐超过重庆，目前对重庆已有16:10的绝对数量优势，且在成都新设领的国家成色也更足，近年来在成都新设领的G20国家有德国、法国、韩国、印度、澳大利亚五个，而重庆直辖之后在重庆新设领的G20国家只有加拿大和意大利。
成都还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唯一一个获批建设双国际机场的城市，区域性航空枢纽地位更加巩固，财富论坛等高端活动也在成都落户，使成都得以频频“刷存在感”。
后工业化时代，城市竞争逐渐跳脱出“唯GDP论”。一个城市对高端人才、产业和资源的集聚能力，成为影响城市地位的关键因素。杭州GDP总量原来排在全国第八，2014年以后被成都、武汉超越而下滑到全国第十，但因为阿里巴巴的崛起和阿里巴巴带动的“新经济”生态，杭州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反而越来越高。而重庆和天津类似，主要依靠工业和投资驱动高速增长，内部商业活力不足，高端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GDP排位节节走高，然而整个城市在全国城市竞争中的“存在感”却在节节走低。如何解决这种背离，当是摆在重庆主政者面前的大问题。
GDP总量重回全国前五，这对重庆来说只是个起点。对重庆而言，强化在商业和金融上的竞争力，并且适应快速变化的科技创新趋势，并非易事。当下中国，工业企业仍是GDP重要的贡献者，尤其是重要的纳税大户，工业基础尤其是汽车产业发达的城市，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路径依赖，金融和科技等产业的发展也就难以尽如人意。君不见比重庆发达得多的广州，因为对汽车产业的长期依赖，也在诸多新经济领域被深圳抛离，而重庆的商业气氛和交通条件还远不如广州，重庆转型所要面临的挑战其实更大。
2017年在“挤水分”的背景下，天津只录得3.6%的经济增长。而如果重庆没有面向未来的新战略，这个全国第五的交椅，也许还有重新易位的可能。（本文选自公众号“元淦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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